原创

美丽的我,

英国鬼子咆哮如雷,中国大员脸上无光,可是下边人是照章办事,也不好太过追究。于是只好在英国人的强烈要求下修改章程:“合约各国公使、水陆提督、领事官等为国家之电音往来,均作一等电报,仍照四等电报核算报资”,“皆照中国一等官报看待”,“按照投报之先后次第发递”,这个事才算最后了结。
这时候,康德黎四处奔走的消息传到《地球报》记者的耳朵里。记者找到康德黎,作了一篇专访,在10月22日刊登出来,标题叫做《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详细叙述孙中山被拘禁的经过。是章一刊,舆论一时哗然,包括《泰晤士报》内的各大报纸纷纷予以报道,更有伦敦华侨和留学青年聚集在使馆前大声抗议。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不得不说,“官督商办”这一招在中国电报事业的前期发展中,是起了不可磨灭甚至是决定性的促进作用的。不但解决了资金匮乏的根本问题,而且商人们灵活先进的管理、经营,也不是官僚机构所能比拟的。从光绪八年(1882)三月初一日起,短短两年间,8万两的初始资本膨胀了10倍,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资本总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20万元。
在这场以“天下第一官商”的头衔为奖品的战斗中,盛宣怀始终牢牢握紧了电报这个最有力的武器,利用垄断资源精确地掌握对手的情况,贯彻实施自己的意图,判断出手的时机和力度,还扼制了对手的信息传递,一鼓而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作为一名旧时代的官僚加商人,盛宣怀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水平来总结出自己这一胜利的意义和理论基础,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他却凭着商人的本能,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这一战,也就随之隐隐有着20世纪现代信息化商战的神韵了。
自从有了电报这个新通讯工具之后,清政府在考评官员时多了几条关于电报的标准。一是要对密码本进行严格保密,不得假手旁人;二是有密电来时,一定要及时译白执行,不得延误,还详细规定了泄密扣薪俸多少,延误时日要扣除薪俸。李希杰第一条执行得很好,第二条可就麻烦大了。何况这封电文是慈禧太后亲自下令的,他这个失误跟抗旨这等大罪也差不多了。
邮传部是清朝官制改革的产物,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虽然说它也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终究清朝已经从根子上朽坏了,不是哪几个人或机构所能挽回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次年,邮传部改为交通部。现在台湾地区的“交通部”仍然管理电信邮政业务,就是此事遗存。
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尽管很方便不错,可也仅此而已。换句话说,电报只是一件“玩意儿”,上不得台面。
世人皆知,洋务运动在清朝中央的倡导者是恭亲王奕䜣,而在地方官员的代表人物则是李鸿章。也正因此,行六的奕䜣被保守派骂作“鬼子六”,而行二的李鸿章,则被讥讽为“李二先生是汉奸”。不管是汉奸也罢,还是洋务领袖也罢,也不管是出自公心还是私意,李鸿章在发展“洋务”方面,的确还是不遗余力的。
第二条是:“不准他国及他处公司于中国地界另立海线,又中国欲造海线、旱线与大北有碍者,不便设立。”作为交换,大北公司允诺中国政府大臣及公务往来“凡从大北电线寄发者,不取报费”的优惠政策不变。
话说民国初年,苏州城九如巷住着一家名门,家主名叫张冀牖,又名张吉友。说起张家的先祖张树声,可是大大有名,此人是淮军将领,李鸿章属下重臣,积功升至两广总督。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他手创“树字营”,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平定朝鲜壬午政变的吴长庆等名将都出自他的麾下。
这起中国与大北公司的争端甚至惊动了万国电报协会。该协会觉得这种事不利于国际电报业的长治久安,打算把中国也吸收进去作会员国。盛宣怀却不干,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人家都是玩了几十年的老油条,咱们现在经验不足,贸然掺和进去,就得按照人家的游戏规则走,到时候自己吃亏。”(盛原文:“现在中国创办未久,虽规模初具,然未便遽行入约,一切电报交涉事件,须按万国通例办理。恐未得其利益,先被其掣肘。只有坚守自主之权,不为侵占,将来再行斟酌。”)
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尽管很方便不错,可也仅此而已。换句话说,电报只是一件“玩意儿”,上不得台面。
那么算下来的话,也就是说,发一封全国性的通电的平均价格将近160块大洋。就算是以政府公函形式收费的话,也要80银元。
这可真是瞌睡时送个枕头,龚照瑗正发愁如何在伦敦地界拿下孙中山,他没想到猎物居然自投罗网,心中大喜,他与龚心湛以及使馆的其他两位参赞计议了一番,觉得这真是天赐良机,绝对不可以放过,遂设下一个圈套。
这可真是瞌睡时送个枕头,龚照瑗正发愁如何在伦敦地界拿下孙中山,他没想到猎物居然自投罗网,心中大喜,他与龚心湛以及使馆的其他两位参赞计议了一番,觉得这真是天赐良机,绝对不可以放过,遂设下一个圈套。

后来电报局日渐增多,不再是一省甚至几省一局了,形成了一个网络,基本上大、中城市都设置了电报局,小城还设置一些代办所,发报的费用有所下降。于是中国电报局统一了收费标准,按“路有远近,费有等差”的原则制定,改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递加的计费办法,明确规定华文明语每字,本府城内收银元5分,省内1角,出省每逾一省加收2分,比如天津至通州,每字一角,到清江一角一分,到上海一角五分等等。加急电报按普通电报三倍收费。华文密码及洋文加倍收费。前面提到刘铭传修的那条闽台电缆,因为是海线,所以比较贵,每个字收费两角洋钱,以当时的时价可以买一斗米。
当时担任上海道沈秉成是个文人,金石书法他很精通,折樽冲俎却非其所长。他听说丹麦人蹬鼻子上脸,居然连电报房都建起来了,十分生气,立刻把英国领事麦华佗与美国领事西华找来,要求他们给丹麦人施压。两国领事还是装聋作哑,不肯帮忙。沈秉成没办法,只能直接去与丹麦交涉,可没想到丹麦人玩了一手空城计,说丹麦公使回国叙职,没人能作主,这一空,就从19873年10月“空”到了1874年10月,整整一年!
等到护国军攻拔泸州之后,陈宦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么下去,便暗中指示自己一位手下将领去与护国军谈判——这位谈判代表也并非凡人,他叫冯玉祥——冯玉祥本来就同情护国军,又佩服蔡锷。两下倾谈之后,蔡锷看破了陈宦心中困惑,连写了数封书信,让冯玉祥带给陈宦,对他晓之以义,示之以利。
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康有为很犹豫,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在这关键当口,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他走也走得放心。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让康有为很不放心。
盛宣怀作为民族企业家的精明和立场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了,他与李鸿章商议,认为外资进入电报业绝非好事,并向李建议,要求“劝谕华商自设以争先”。李鸿章答应了他的要求,派盛宣怀至上海总揽此事。在盛宣怀的主持下,1882年建成苏、浙、闽、粤等省陆线;1883年从左宗棠手中夺了长江线;1884~1885年因海防吃紧,为战事赶设了济南至烟台线,随后添至威海、刘公岛等地方;1887年因郑州黄河决口需要“筹办工赈事宜”,由济宁设线至开封;1888年由江西九江设起到赣州以达瘐岭入南雄与广东官线相接;1889年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加接吉林至珲春陆线;1890年,“因襄樊地方为入京数省通衢,楚北门户边境要冲”,所以从沙市设线起以达襄阳;1893年又由襄阳加铺至老河口;1895年由西安起设电线与老河口相接;1896年设线武昌至长沙,1898年又由长沙设至湘潭、萍乡等地……除了以上这一系列干线的敷设外,盛宣怀还主持设立了许多电报支线。
紧接着,新官上任三把火,丁日昌挟着压制巴夏礼的余勇,呼啦啦啦一口气全烧到了洋人头上。他先把本来驻扎城内的英国兵撵到了城外,然后巧使手段,要回了吴淞口的炮台控制权,还搂草打兔子,顺手撤销了会防营向英法兵支付的军费。最后丁日昌抓了100多个在上海胡作非为的英国流氓,公开示众羞辱一番,挨个儿踢回英吉利去也。
一可以做点实事开创财源,二可以顺便打击一下老对手,这样的好事哪个不肯做?左宗棠立刻具折上奏,备言设办电报、自强兴国之利,希望朝廷能允许他在两江境内架设电报线路,开展电报业务。
清廷从中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凡经大北公司线路传递的政府公文、外交文书等等,全都予以免费。那会儿电报费用很贵,这项免费倒着实能省下一笔银子,但跟中国的损失相比,还是不成比例。
这位惠斯通先生是个天纵奇才。受家庭影响,他自幼就在艺术方面表现出了优异的特长,8岁就通晓诸种乐器,15岁就能翻译法国诗作,并且自己谱写歌曲。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走上艺术家道路的时候,他却突然转换了兴趣,投身到科学研究中来。据说这是因为他厌倦了物体的外在表现形式,想要去探究其内在的运作规律。惠斯通一生研究领域广涉声、光、电等学科,发明了万声筒、分光镜、变阻器等等,还开创了测量电流速度试验之先河。甚至大名鼎鼎的欧姆定律,也是经他之手来在英国推广开来的,可称得上是一位科学多面手。我们如今所熟知的惠斯通电桥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不过这个装置是英国的克里斯蒂教授在1833发明的,惠斯通第一个用它来测量电阻,因此而得名。
不是物以稀为贵,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
康有为不知道自己又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他悠哉游哉地在码头上买了点水果,又打听了一下北京局势,就回到了重庆号上。重庆号开走半天,李希杰才晃晃悠悠回到衙门,他一看有一封北京来的密电,连忙取出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脸登时就白了。
自从这封通电公开之后,陈宦就一直霉星高照,完全丧失了政治智慧。他先被撵出四川,狼狈不堪地回到北京,然后府院之争时又站错了队,问黎元洪要湖南督军的位子,以致与段祺瑞彻底交恶;后来他得罪了大将傅良佐,还跟部下冯玉祥结梁子结到大拆铁路的地步,最后弄得四面楚歌,被迫引退,从此再未复出,淡出了历史舞台。
可惜康圣人那会儿早没了在前清的风头,他发的通电于时局舆论无关痛痒,最多只作茶余饭后一段轶事,叹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而已。一直到宣统复辟的时候。他才真正过上了一次久违的全国通电瘾。
起初听说儿子参与写书,我并不清楚其中内容,只是关心他的写作状态。我以一名作家的亲身体验,为他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人们常说“卖文如卖血”,写作是一件呕心沥血的辛苦事,正式写书不比网上论坛,而且首次合作写书,需要两地频频沟通磨合。为了按期向出版社交稿,儿子一连个把月,白天上班加班,晚上熬夜写书,我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
慈禧在北京发动政变,不过中午之时,在天津的荣禄便已知道;康有为出逃不过三四日功夫,通缉令便已经传遍沿海各省。而若不是在北京的英国人获知清廷密电,及时转拍给上海总领事馆,恐怕康有为也早丧于慈禧之手。这种信息传递的效率,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电报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可见一斑。
可惜庚子国变的时候,盛宣怀向英商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商借21万英镑,敷设由大沽至上海海底电线。两家公司借机抬价,“中国官商交困,复绌於力,于是以购价作为息借,分三十年偿还”。算是报了一箭之仇,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于是,老佛爷也学起经元善,开始用电报来玩政治手段了。
然而,在辛辛苦苦稻粱谋的同时,不要忘了,他们心中另有一片广阔天地。没有功利的企图,没有肮脏的目的,完全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完全出于心灵的渴望,他们燃烧着才华,闪射着光芒,做着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做着对历史有益的工作。
有人说倘若丁公在的话,不会让丹麦人如此嚣张。其实纵然丁日昌有通天的本事,也未免能奏功。因为这一回不比寻常,是列强政府在背后撑腰。民间纠纷,尚有法律可依,政府若是耍起流氓,可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

1938年11月份,日军进入湖南,蒋介石决定实行焦土政策,下令湖南主席张治中把整个长沙烧掉。结果还未及疏散群众,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意外失火,导致其他地区纵火队员以为行动开始。结果大火从当天晚上烧到次日中午,长沙军民伤亡惨重,成为震惊中外的一次大事件。这起火灾是从11月12日夜间开始烧起,12日的韵部代码是“文”,所以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文夕大火”。

丁日昌一心要建台湾电报,但他深知沈葆桢失败的原因,所以上奏折的时候避而不谈福台,而是建议修一条台湾岛内电报线。这样顽固派就没了口实,他们对台湾蛮荒之地没兴趣;而洋务派也心满意足——只要岛内网络修完,等到时机成熟时徐图缓进,接一条海底电缆过去,就能与大陆连通。此所谓拆屋开窗之计,沈葆桢拆屋不成,丁日昌再开窗子就容易多了。几经折冲,于是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

骆成骧在成都听到袁世凯气死的消息,心中大喜,挥笔写了一首《咏剑诗》。其中有两句:“聊凭掣电飞三剑,斩取长鲸海不波。”那“三剑”说的便是为陈宦出谋划策,讨袁三电的事。而后一句,则充分展示了这位老夫子的得意心情:不动兵戈,不起战乱,只消三封通电便让元凶授首,这是何等的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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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评论

Comments

鸦因
远比那些只会给你风花雪月的人来得更长久。
养7

这座山才会支撑着你。

姜博严
热情这东西其实也很脆弱
盛晓莉
这个天使将把世上光辉带给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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